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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经典编辑出版史”教学的意义与路径探析

作者:未知

  摘要:从知识结构之专精的层面而言,专于编辑出版史尤其是名著经典的编辑出版史,是编辑出版学学生建构自身“比较竞争优势”最切实可行的途径。编辑出版学专业开展“名著经典编辑出版史”教学对学生一举两得:既为其成为“旧书新做”的专家夯实知识基础,又为其成为知识面广博的杂家添砖加瓦。“名著经典编辑出版史”教学,应更多地从编辑出版学的角度切入,突出实操技能,学以致用,从而提升编辑出版学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同时,课堂教学与课后阅读应有机结合起来。
  关键词:编辑出版学;比较竞争优势;名著经典编辑出版史;知识结构;旧书新做
  与汉语言文学、历史学乃至新闻传播学等学科专业背景的学生相比,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如何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建构起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这对于编辑出版学师生而言,都是难以规避的重要议题。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的“比较竞争优势”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涉猎广泛,具有广博的知识面;二是编辑出版工作入门、上手快;三是努力建构自身“专长”;四是具有新媒体编辑、出版、传播技能;五是具有与时俱进的观念与创造性思维。其中,从知识结构之“专精”的角度来看,专于或精通中外编辑出版史尤其是名著经典的编辑出版史,并力争成为“旧书新做”的专家,是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打造自身“比较竞争优势”最切实可行的途径。
  一、精通“名著经典编辑出版史”的现实意义
  所谓精通“名著经典编辑出版史”,主要不是指专于名著经典的“文本”,而是指专于名著经典的“编辑出版”机制与过程。前者关注的是名著经典的主要内容、作者的思想情感、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和作品的社会影响力等,而后者侧重于该著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编辑出版情况,如各个时期各种版本的优劣、代表性版本的印数或销量、最流行或最畅销版本的编辑技巧以及推动其流行、畅销的原因(包括文本的内容与形式、营销和时代背景、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原因)。
  毫无疑问,精通名著经典文本内容,是文史哲等专业的学生理应具备的素养,而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更应该精通名著经典的编辑出版情况。例如《史记》这部名著,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很可能对其内容和司马迁的思想等情况烂熟于心,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则应该努力成为有关《史记》编辑、出版、传播方面的专家。笔者以为,精通名著经典的编辑出版史是展现编辑出版学学生知识结构之“专”的“独特窗口”。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如果真能精通名著经典的编辑出版史,自然就有底气与非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在编辑出版乃至整个传媒领域竞争。
  更为重要的是,编辑出版学学生精通名著经典编辑出版史,可以为其毕业后以“旧书新做”的方式开展编辑出版工作奠定知识基础。“旧书新做”是指重新包装运作已有的图书资源,实现其再次开发利用。“不断策划和推出新的图书品种与对原有图书进行重新包装和出版,几乎变得同等重要。”如2016年,中国大陆新版图书与重印图书品种的比例是1.1:1。
  可以优先拿来新做的旧书当然是名著经典。这些作品经过了时间的洗礼和沉淀,是真正的精品力作,又是典型的再生性、共享性、增值性选题资源。正如论者所言:“人们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无法逾越各种名著,无法避开对历代所积累起来的名著的阅读和学习,这必然会不断地产生对名著的需求,推动名著无休止地销售下去。”作为一种性价比高(投入少,收益大,操作便捷)的选题资源,名著经典在编辑出版工作中既可以广泛传播文化,又可以创造丰厚利润。例如,《围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1年间―直未能重印再版,直到1980年11月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新版,首印13万册,很快脱销,以后每年重印,到2008年上半年累计发行392万册。
  名著经典能否对编辑出版工作发挥出应有的价值,取决于编辑出版从业人员能否最大限度地对其进行开发利用。要想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首先了解它们(了解其内容与形式)、熟悉它们(熟悉其各种版本的优劣与发行情况)、研究它们(研究其在当今重新出版的可能性与旧书新做之法)。作为为编辑出版工作培养科班人才的专业,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理应成为精通名著经典编辑出版史的专家,理应成为旧书新做的行家里手。总之,从建构比较竞争优势的层面来说,编辑出版学学生精通名著经典的编辑出版史,既可以向出版机构、企事业单位显示其知识之专精,又可以为其毕业后开展旧书新做业务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
  二、“名著经典编辑出版史”教学的基本途径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中,应该怎样加强编辑出版史方面的课程特别是“名著经典编辑出版史”课程的教学呢?
  笔者以为,首先有必要增设编辑出版史课程。为了构建“比较竞争优势”,编辑出版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或可增加一项新指标:熟悉编辑出版史,尤其要精通名著经典的编辑出版史,并能灵活运用,具备旧书新做的能力。这是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国内高校开设的编辑出版史方面的课程一般只有“中国编辑出版史”,有的学校改为“中外出版史”或“中国图书出版史”,河南大学还增设了“期刊发展史”,但许多高校没有开设这方面的课程。笔者认为,编辑出版史方面的课程不仅需要开设,而且要加大比重。这方面的课程应该设置4-5门。其中,专业必修课(核心课或主干课)3门,如“中国编辑出版史”“名著经典编辑出版史”“中国著名作家与作品”。此外,专业选修课2门,包括“外国编辑出版史”“外国著名作家与作品”。以上课程设置,具体可根据各院校发展规划和师资力量等条件灵活调整,甚至可适当合并部分课程。需要说明的是,有关中外“著名作家与作品”课程的定位不等同于文学院(中文系)开设的相应课程,如“中外文�W史”或“中外文学作品精读”,应主要从编辑出版学而不只是从文学的角度介绍文学名著,出发点与落脚点应该是“旧书新做”。例如,有意识地关注现代一些作家的生卒年份,以明确哪些名著经典已经或即将进入公共出版领域,等等。
  其次,在“名著经典编辑出版史”课程教学中,教师应有意识地多从编辑出版学而不是从历史学、汉语言文学或文献学等其他学科专业的角度切入,探讨编辑出版活动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名著经典的出版历史对编辑出版工作的现实意义,尤其要落实到如何“旧书新做”上,多考虑选择哪些依然有文化和经济价值的旧书(主要是名著经典)予以重印再版,从而提升编辑出版学学生的专业认同感与实务操作能力。因此,“名著经典编辑出版史”课程教学在介绍名著经典核心内容的同时,更要介绍其出版发行的主要史实,探讨其体裁、体例、行文风格,评介其各种版本的得失,尤其要紧密联系编辑出版工作实践,探索名著经典重新包装运作的经验教训,借此凸显编辑出版学的学科特质与专业特色。例如,讲授古罗马哲学名著《沉思录》时,可以介绍如下内容:从1989年到2007年,国内出版的该译著版本至少有6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海南出版社版、三联书店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吉林大学出版社版、天津人民出版社版),但印数都少得可冷,三联书店版的印数也只有1万册。然而,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2月推出的何兆武译本半年销售近20万册,为何?直接原因是“巧借名人效应,提升市场号召力”,利用腰封做宣传。换言之,教学中固然要介绍该著作赖以产生的罗马帝国的历史、该著作的主要哲学思想、作者马可・奥勒留的生平、各种版本的异同,更要分析为什么只有中央编译出版社版成了畅销书,并思考其对编辑出版人员策划运作学术图书的启示,据此还可以包装运作哪些学术名著。笔者讲授的“中国文化概论”课在谈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时重点介绍了黄宗羲,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明夷待访录》中。备课时,笔者在网上无意发现一则新闻: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与人通函时写道:“我喜读黄宗羲著作,在于这位学问家的许多思想有着朴素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笔者马上想到,可以重新整理出版《明夷待访录》,并借用中央编译版《沉思录》的做法,利用腰封进行宣传,说不定也会促进该著作的销售。   三、“名著经典编辑出版史”的课后阅读
  编辑出版学学生精通名著经典编辑出版史,并力争成为“旧书新做”的专家,达此目的的基本途径有两条:一是课堂教学,二是课后阅读,两者相辅相成。任课教师的传授、指导、启发十分必要,但课堂教学主要是对学生起到方向指引、方法指导的作用,知识的获取与能力的形成主要依靠学生在课外认真阅读。例如,在“名著经典编辑出版史”或“中国著名作家与作品”课程中介绍《世说新语》这部名著时,任课教师只向学生讲授该著作的编辑出版史知识,如笔记体小说源流、该作品的基本内容与细目分类、最主要的版本、重新包装运作的最新情况(如2011年9月以来,长江出版社、中国致公出版社、广州出版社先后推出青年漫画家猪乐桃的《世说新语・八周刊》绘本系列,颇受欢迎)。在此基础上,学生如果想比较系统地了解有关笔记小说的知识,想全面地了解魏晋时期士人的思想言行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想比较深入地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特别是比较深入地掌握士族、玄学、清谈等方面的情况,就必须在课外认真阅读《世说新语》,并研读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著作《东晋门阀政治》等。
  成为知识面广博的杂家,是编辑出版学学生首先必须具备的“比较竞争优势”,课堂教学与课后阅读不可偏废。编辑出版史方面的课程尤其是“名著经典编辑出版史”教学也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拓宽其知识面。如教师讲授《论语》这部儒家经典的编辑出版史时,既�学生掌握《论语》在编辑出版方面的基本史实,包括《论语》版本的数量、类型、代表性版本的影响力及其开创的“语录体”对后世图书编撰、出版的影响,还得让学生了解孔子以及他所创立的儒家学派的主要思想。可见,学生在被动接收或主动研读名著经典编辑出版史的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获得与该名著经典相适应的其他学科专业方面的知识,从而在知识的广博层面提升其“比较竞争优势”。
  学生课外阅读的效果,一靠自觉,二靠老师管理。任课教师及其所在院系应制订课外阅读的规章制度,切实履行监管与指导职责。“名著经典编辑出版史”和有关中外“著名作家与作品”课程的考核,应着重考察学生对有关名著经典的阅读情况、理解程度和旧书新做的应用能力。
  综上,编辑出版学专业开设编辑出版史方面的课程尤其是“名著经典编辑出版史”教学,有助于从知识结构的专精以及广博层面打造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的“比较竞争优势”,从而为其毕业后求职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毕业生如果真正拥有这种比较竞争优势,那么,在与文史哲等其他专业毕业生一起竞聘编辑出版岗位工作时,就会多一些机会、少一些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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