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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之仁

作者:未知

  周广仁,钢琴家,中央音乐学院终身教授,1928年12月出生于德国汉诺威,1951年在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中荣获钢琴比赛三等奖,是中国钢琴家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第一人。1980年,周广仁接受美国爱德加・斯诺基金会的邀请,前往美国堪萨斯城的密苏里大学进行为期半年的学术交流,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走出国门的钢琴家,也是中国首位向国外系统地介绍中国钢琴作品的音乐家。 周广仁在美国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
  周广仁曾担任美国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英国利兹国际钢琴比赛等重大钢琴赛事的评委。1994年,在她的策划和主持下,具有国际规格的首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成功举办,引领中国钢琴家进入国际乐坛。她创建音乐学校,举办音乐讲座,指导中国钢琴的教学工作,培养和提携了众多钢琴家和钢琴教育工作者。她将毕生心血献给中国钢琴事业,是普及和推动中国钢琴音乐发展的最大功劳者之一。2009年,周广仁荣获第七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
  周先生是中国钢琴界的一面旗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普及中国钢琴教育,她自己花钱为想学钢琴但没有条件的学生买了很多台钢琴,帮助了中国各地的很多琴童。在采访过程中,周先生说的最频繁的两个词是“感�印焙汀案卸鳌保�她被积极向上、努力工作的人感动,她被别人对她的关心感动,她感恩自己儿时的所有钢琴老师,她说正是他们为她指明了音乐学习的方向,指引她日后的教学事业。周先生对待专业极其认真、苛刻,她说她喜欢做与音乐相关的所有事情。如今,她每天仍坚持练琴,给学生上课。在众多钢琴音乐节和钢琴比赛现场,她可以连坐几天听各位钢琴家和孩子们的演奏。她说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学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周先生胸襟宽广,总是为他人着想,用自己强大的内心包容和帮助所有人,我想这都与她从小的家庭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良好的家庭教育,培养了严谨认真的做事态度。她一生遭遇了很多坎坷;“文革”时期丧夫,独自抚养一对儿女成长;1982年,搬钢琴时她的三根手指被砸断,在承受极大的痛苦和恢复训练一年后,她重返舞台,在北京大学礼堂举办了音乐会;1986年,由于过度疲劳,她的右耳突然致聋。对于钢琴家来说,这些坎坷都是致命的打击,然而她依然乐观开朗,豁达地面对人生。坚定的信念、始终不渝的热情、永不妥协的精神和对艺术的执着伴随着她的一生。周先生才华横溢、认真谦虚,一辈子追求平和与爱,每一次与周先生的接触都令我深深地感动,被她的人品和师德所折服…… 周广仁
  ● -史青岳 ○ -周广仁
  ● 周先生,您好。作为中国钢琴家,您为中国钢琴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您出生在一个大家族里,您的家族环境和教育对您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 我的祖父是搞实业的,他特别喜欢帮助人,经常做积德行善的事。他告诉我们要“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有用的好人,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件小事”。我的祖母对我的影响更为深刻,她的性格刚毅坚忍,我能平静地看待生活、积极地对待困难和挫折,都与祖母对我的影响分不开。
  我的父亲为人宽容、人缘极好,他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工程系,后又前往德国汉诺威攻读机械工程博士学位。我的母亲是一位聪明智慧、大方开通的贤妻良母,她善良美丽,从小读古文、背唐诗,颇有文化气息。母亲随父亲去了德国,学会了德国家庭主妇的全套本领,包括待人接物的礼节和习惯。她可以用标准的德语说和写,会游泳、会跳交际舞,还会一点钢琴。我从母亲那里学到了许多优秀品质,特别是她的贤良、谦虚忍让和乐于助人的精神,都让我受益匪浅。
  ● 您出生在德国,回国后也在上海的“德国学校”学习,您觉得德国教育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 我的祖父是上海金融界人物,他的事业发展使他经常与德国洋行有生意来往。祖父赞扬德国人整齐划一、严肃认真、谨慎厚重的品格。这种“德国情节”使我父亲赴德国留学深造,我也因此而出生在德国,五岁回国后又进入上海的德国学校――威廉皇帝学校读书。德国教育特别注重劳动,我的父亲对儿女要求非常严格,他强调“自己的事自己做,而且必须做好”。最重要的是德国教育培养了我们极度守时的习惯,这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
  ● 您的音乐启蒙是在什么时候?
  ○ 我的启蒙音乐课是在“德国学校”,学校的音乐老师非常好,我也特别喜欢音乐课。当时我报名学习吹笛子,学会了识谱和演唱一些儿童歌曲。我十岁时,父亲准备让大姐学习钢琴,因为我对钢琴太热爱了,所以希望父亲也能让我学。在我的争取下,父亲才给我租了一台钢琴让我学习。我的钢琴启蒙老师是钱琪先生,她属于中国第一代钢琴家。钱琪先生对每一节课都有非常细致的计划,她给我做标准的示范,让我知道该如何弹,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这些都激发了我幼年对钢琴的兴趣。
  ● 之后您在上海私立音专跟随丁善德先生学习钢琴,请您讲讲丁善德先生对您的影响。
  ○ 丁善德先生是中国第一代钢琴家,是中国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的第一人。我是上海私立音专的第一批学生,在丁先生班上学了近四年,在这期间我接触了大量的钢琴文献,参加学校每年举办的音乐会,这使我对学习钢琴的兴趣更加浓厚。丁先生心胸宽广,我亲眼目睹了他把音乐馆改办为私立音乐专科学校的整个奋斗过程,我从他身上感受到“教育救国”的精神力量,这是一种以身作则的榜样作用。丁先生的为人和做事风格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是一位伟大的“导师”,为我打开了音乐大门。他对音乐的忠诚是我终身学习的楷模,我从心底里佩服他,这大概就是教育传承的作用。后来丁先生去法国留学,学校因此就解散了。   ● 那您后来又随哪些老师学习钢琴?
  ○ 丁先生出国后,我就想跟随意大利名师梅・帕契先生学琴。梅・帕契的水平非常高,学费也很贵,当时是五美金一节课。我的想法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他当初同意我学琴,完全是为了培养和提高我的教养和素质。他虽然是一位音乐爱好者,但他觉得靠音乐吃饭没前途,将来无法养活自己,音乐不能作为职业。他希望我发挥语言优势,将来从事外交职业。为了打消我学钢琴专业的念头,父亲对我说,从今往后,不再给我提供学费。
  当时杨嘉仁先生正好从美国留学回来,他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音乐教育系,从事了几十年的钢琴教学,对中国钢琴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跟随杨先生学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他有很多现代化的教育观点,他鼓励我教学,说在教学过程中我的钢琴演奏水平也会得到提高。杨先生极为重视儿童钢琴学习的兴趣培养,想方设法让孩子们高兴练琴,对弹琴不产生厌倦和逆反心理。他注意教材的前后安排,强调循序渐进,非常重视基本功的训练。在给孩子布置作业时,他把作业的难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告诉学生,从而让学生知道如何练习,如何有针对性地解决具体问题,这些儿童钢琴教学的科学方法让我在钢琴教学中获益匪浅。所以,为了挣得与梅・帕契先生学习的学费,在杨嘉仁先生的鼓励下,我决定开始教学,靠教琴的收入来继续学习钢琴。我从十六岁就开始了教学生涯,教二十个孩子学琴,每天白天教琴,晚上练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周广仁在北海公园演出
  梅・帕契晚年离开上海工部局乐队,靠教琴为生,我跟他学习只有一年,上了四十四节课,后来他就去世了。梅・帕契非常重视基本功训练,他给我留的作业非常多,系统的练习曲占了很大比重。他强调慢练和熟能生巧,�会给我提出各种问题,再一一为我讲解。他的上课形式是“一对多”,把水平相似的学生集中起来,大家轮着弹,他给一个人指出问题时,其他学生也能听到,相当于一个人可以听三四个人的课,避免出现相同的错误,这种上课方式效率非常高。梅・帕契先生对我的影响是终身的,跟他学习以后,我的技术有了很大提高,手指功夫、弹奏方法和阅读识谱能力明显提高,对音乐表现有了新的认识和感受。
  梅・帕契先生去世后,我跟随当时从欧洲逃难到上海的奥地利犹太音乐家马库斯先生学习。马库斯先生非常重视培养我的音乐修养,他认为学那么多练习曲是浪费时间,建议我多弹乐曲。他把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作品都让我熟悉和理解,从古典音乐作品学到现代音乐作品,扩大了我的艺术视野和艺术认知水平。他鼓励我弹奏室内乐,说这是提高艺术修养的重要途径,这一点对我的艺术生涯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库斯与在上海的外国音乐家组成了室内乐团,每周都举办音乐会,马库斯离开上海时,他推荐我顶替他参加演出。与这些高水平的音乐家合作,对我来说是艰巨的考验,但让我的伴奏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让我知道伴奏对于钢琴学习的重要性。
  马库斯离开上海后,我随李斯特的再传弟子贝拉・贝拉伊学习钢琴。认识贝拉・贝拉伊纯属巧合,有一天,我听到有人在琴行里弹琴,就随着钢琴声找到了他。当时贝拉・贝拉伊已双目失明,但他拥有扎实的功底,可以极为清晰地分析出我弹奏的任何问题。他对双音和八度的训练很有见地,让我天天练习李斯特所有的八度片段,在他的指导下,我的八度演奏卓有成效。一年以后,在贝拉・贝拉伊离开中国前,为了表达对老师的感谢,我与另外两位同学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了“协奏曲音乐会”,演奏了李斯特和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观众大部分是外国人。那场音乐会非常轰动,演出结束后,我搀着贝拉上台和观众见面,他非常激动地对我说:“我教了一辈子钢琴,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们这样让我如此感动的学生!”
  贝拉・贝拉伊离开中国后,我又跟随德国犹太音乐家威登堡学习钢琴。他是一个大天才,柏林音乐学院的院长,已经载入具有经典意义的音乐百科全书之中了。威登堡是以钢琴和小提琴双专业毕业的,当年,为了摆脱德国法西斯的迫害,他四处流亡,最后落脚在中国上海,培养了许多中国小提琴家。他居住在犹太人聚集的虹口区,那时候已经九十岁了,却还得到学生家里上课。威登堡是一个有修养、有学问,但没有祖国和家庭的音乐家,他始终坚持对音乐的信仰与执着,我向他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学习贝多芬奏鸣曲。我非常同情他,把他的学生都集中在我家里,这样他就不用跑来跑去上课。每次学习结束后,我都让他在我家吃饭,然后再让人力车的师傅把他送回家。我向威登堡学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非常凄惨地去世了。
  之后,我就处于没有老师的阶段。直到1955年,我在中央乐团担任钢琴独奏员期间,到中央音乐学院进修,跟随苏联钢琴专家塔图良学习。塔图良认为我演奏乐曲时表达得很完整,音乐形象生动,基础也很扎实。他在教学中非常精炼,话很少,但会经常给我做示范,并且能够很精准地指出我的问题。通过向塔图良的学习,我的钢琴演奏又有了很大的提高。 周广仁与但昭义教授 周广仁与梅纽因
  我在学习钢琴的过程中遇到很多位好老师,不同的老师确实有不同的教法,但是每种教法都有其道理。他们的学派虽不同,但从学习的角度让我大开眼界,提高了我的音乐修养和钢琴技巧。 周�V仁与德国评委 周广仁与俄罗斯评委 周广仁与日本评委
  ● 从十八岁开始,您作为出类拔萃的青年钢琴家活跃在上海的音乐舞台,当时在各种音乐会上经常可以看到您的身影。二十一岁时,您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上海音乐学院前身)任教,但您一直都没有像其他音乐家那样,到国外留学深造,这是什么原因?
  ○ 1945年,二战结束,外国音乐家都回国了,中国音乐家都出国留学了,上海已经没有钢琴老师了。我当时还不到二十岁,考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当老师,但我觉得自己掌握的知识太少,很羡慕那些能出国留学的人。当时,我刚好给一位会拉小提琴的法国大使馆参赞弹过伴奏,他很赞赏我,建议我到法国留学,并且帮我联系好了一些手续。于是,我向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先生申请出国留学。贺院长说:“我理解你,但是现在学校的老师走得太多了,我们现在太需要你了。你还是留下来吧,国家会培养你的。”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确实特别需要音乐家和钢琴家,所以我选择留下来和大家一起奋斗。二战后,所有中国和外国的音乐家都走了,所以当时上海的音乐会都是我弹伴奏,比如周小燕先生的声乐音乐会、钱学森爱人蒋英女士的声乐音乐会、韩中杰的长笛音乐会、杨秉孙的小提琴音乐会等等。那个年代我每周都在台上,突然变成了大红人,弹伴奏弹得大家都喜欢我,所以1949年刚解放,1951年文化部就调我到北京参加音乐节。
  ● 1951 年,您作为中国青年文工团成员赴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并在东欧进行了一年的巡回演出。在那次联欢节上,您荣获钢琴比赛三等奖,这是中国钢琴家第一次在世界钢琴比赛中获奖。这次中国青年文工团参赛和巡演的初衷是什么?对您来说有何感触?
  ○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派较大规模的艺术团体以崭新的精神面貌站在世界艺术舞台上,所以意义非常重大。我们的任务有两项,第一是传播中国的文化艺术,第二是参观、访问、学习外国先进的经验。我在比赛中演奏了巴赫的《意大利协奏曲》、肖邦的《第一叙事曲》、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瞬间》和贺绿汀的《牧童短笛》,获得了三等奖。国外的听众非常惊讶,他们想不到刚刚成立的中国能对钢琴曲目有如此深刻的理解。长达一年的东欧巡回演出对我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让我对什么是中国的钢琴家有了清晰的认识,我觉得自己应该为中国的艺术事业服务,而不仅仅是一个有高超技艺的钢琴家。
  ● 您从东欧回来后,在中央歌舞团和中央乐团担任钢琴独奏员。1959年,您从中央乐团到中央音乐学院,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作为一名音乐教育家,您培养了众多优秀的钢琴家和钢琴教育工作者,您的教学理念是什么?请讲讲您的教学感受和体验。
  ○ 我很爱这个工作,教学是一门艺术。每个学生各有特点,所以必须因人施教。我把教学看得很重,一定意义上超过了我自己的学习,因为自己学不好是自己的事,而教不好就变成误人子弟了。我注重学生技术的提高,同时也很注重学生心理的培养,不仅要了解学生的心态,还要改变他们不良的心态。一个教师应当始终对自己的学生抱有极大的热情,不能挫伤学生的积极性,要呵护他们的童真追求,要尝试用自己的全部身心与学生们沟通和增强理解。
  ● 1980年,您接受美国爱德加・斯诺基金会的邀请,前往美国堪萨斯城的密苏里大学进行为期半年的学术交流。您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走出国门的钢琴家,也是中国首位向国外系统介绍中国作品的音乐家。这次讲学促进了中美两国的文化和学术交流,请您讲讲当年讲学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在那个国门刚刚打开的年代,您去国外讲学有什么感受?
  ○ 这是个机遇,当年文化部给我打电话,说爱德加・斯诺基金会每年从中国邀请一位不同领域的学者,到美国进行讲学和交流。他们的要求是女性,并且不需要翻译,因为我的条件符合,所以文化部问我是否愿意去,我说我太愿意去了。我在密苏里大学执教的同时,还在其他二十九所学校讲学,走访了美国三十二座城市,并举办了钢琴音乐会,曲目包括西方经典作品和大量的中国钢琴作品,比如贺绿汀的《牧童短笛》、郭志鸿的《新疆舞曲》、王建中的《绣金匾》、陈培勋的《卖杂货》、汪立三的《兰花花》、黎英海的《夕阳箫鼓》和我创作的《陕北民歌主题变奏曲》等。这让当时不了解中国情况的美国人兴奋不已,他们从来没听过这么多好听的中国乐曲,觉得很新奇。许多钢琴家在观看演出和聆听录音后,纷纷写信、打电话,表示愿意与我谈论艺术,有的还问我要乐谱,准备学习和演奏中国的钢琴曲。
  那次美国讲学的影响很大,他们说我是最好的大师,而且很惊奇我的英文这么好。当时有位美国音乐界的朋友对我说:“尊敬的周女士,我真想知道您如此固执地要回中国的原因是什么,您对中国的未来怎么看?”我说:“我的祖国是中国,我回中国是天经地义的。虽然我的祖国正经历着一些苦难,现在还穷,但我相信它一定会富起来,实现振兴的。” 周广仁在美国密苏里大学讲学
  ● 您是我国最早进行儿童钢琴普及教育的钢琴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您先后创办了星海青少年钢琴学校和乐友钢琴学校。您当时创办这些学校的初衷是什么?您认为创办一所优质学校最核心的是什么?
  ○ 第一是为了普及音乐教育,让孩子们既学习文化,也有机会学习钢琴,从多方面发展他们的音乐天赋。第二是我在国外讲学、办音乐会期间,外国人没想到中国人也会弹琴,这个对我触动很深,我想中国人怎么就不会弹琴?但是我再想,我们的老百姓并没有古典音乐的基础,那时候北京音乐厅开音乐会也没有观众,我就想观众是需要我们自己培养的,所以我就决定马上办学,我一个人会弹琴是不够的,我要让更多的人来弹琴。办学的好坏与否,教师是关键,于是我亲自邀请了一批经验丰富的老师来任教,孩子的启蒙教育,必须由优秀的教师来完成。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学琴状态怎么样?学校最后达到您所期望的效果了吗?
  ○ 当时学琴很“热”,北京还没有搞普及的钢琴学校,所以这所学校受到了社会的欢迎,培养了一些比较有才能的孩子,后来都考上了音乐学院。不过,我也看到了家长们的艰辛,他们带孩子从外地来北京学习,非常不容易。他们没有钱买钢琴,孩子没有琴弹是不行的,我就自己资助这些学生,前后给他们买了数十台钢琴。我还收到过两三次地方家长的来信,说他们的孩子特别想学钢琴,但是地方学校没有钢琴,我就真的给他们寄钢琴去了。我只要有一点钱,就给这些孩子买钢琴。我觉得这不是伟大,是我真心希望这些热爱音乐的孩子有能力学下去,因为我小时候想学钢琴,父亲是不支持我的。
  钢琴学校经过几年的创办,我觉得已经达到了普及钢琴教育的目的,就关闭了学校。之后我就利用寒暑假和各种节假日,深入到地方和普通学校举办钢琴知识讲座,进行钢琴启蒙和音乐启蒙教育。�F在全国的琴童非常多,教学规范就显得特别重要。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培养好老师,让孩子们走正道,教给孩子正确的演奏方法和音乐知识。
  ● 您怎么评价现在的音乐教育?您认为理想的音乐教育为孩子带来的是什么?
  ○ 培养孩子学一门艺术类的东西,对他的一生是有好处的,他会通过音乐得到很多乐趣和精神上的温暖。现在有一个误区,好像我们总想通过学一样东西而得到些什么。我们从小学钢琴,就是为了懂音乐、会弹琴,学音乐不要功利,不是为了得第一名,也不是为了得什么奖。原来为了激发大家学音乐的兴趣,我会举办一些比赛,但是现在我对这些比赛不那么热心了,因为随着音乐教育的普及和关注程度的提高,功利的倾向性也越来越强,现在变成一种“买卖”,感觉一定要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这是不健康的现象。不要把获奖看得太重,是否得奖并不重要,更多的是享受音乐和艺术,感知音乐的美,为追求美而学习。
  ● 您普及钢琴教育,促进中外音乐交流,将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中国钢琴事业。如今您已九十岁了,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终身教授,您还在给学生上课。是什么精神让您如此奋进拼搏?您觉得什么样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实在太喜欢钢琴,凡是与钢琴有关的活动,我都太希望去参加,这对自己也是一种享受。一个人的一生不是自己策划的,一半是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另一半是历史把你推到那个位置,我的运气算好的。实事求是地讲,我不是天才,我只能承认我是努力的好学生,我学习很认真,学什么都有兴趣,而且要学就学好。我是个乐观的人,我们的钢琴事业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已经非常好了。
  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只能发挥一定的历史作用,只要在各自的历史岗位上尽心竭力,就算是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我给自己的定位是过渡阶段的人物,最应当发挥的作用是承前启后。我希望通过我的作用,使中国的音乐事业,特别是钢琴事业发展起来。这些活动对普及和提高钢琴艺术都很重要,所以只要条件允许,我就一定会坚持下去,希望为中国的钢琴事业多做点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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